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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

发布时间:2022-10-14 09:09:30作者:药师经真言网
伯夷列传 伯夷列传

  作者: 司马迁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 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说明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 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很多,但是还要从《六经》里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是还可以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中考察清楚。唐尧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把帝位让给夏禹之际,四方诸侯和州牧都来推荐,这才把他放在帝王位置上加以考察试用。主持国政几十年,功绩卓著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这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极重要的统绪,所以传授政权是如此地郑重审慎啊!可是诸子杂记里说: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而以此为耻辱,于是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务光。这又如何颂扬他们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说是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非常详细。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也就少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我对伯夷的意志深表同情,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载录的遗诗,又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记上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靠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辞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从这首诗看来,他们是怨恨还是不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是没有偏私的,总是经常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应该说是好人呢,还是不该说是好人呢?他们如此地积累仁德,保持高洁的品行,却终于饿死!再说,孔子七十名得意的学生里,只有颜渊被推重为好学,然而颜渊总是穷困缠身,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天道对好人的报偿又是怎样的呢?盗跖成天杀无辜的人,烤人的心肝当肉吃,凶残放纵,聚集党徒几千人在天下横行,竟然长寿而终。这是遵循的什么道德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著的事啊。至于说到近代,那些不走正路、专门违法犯 禁的人,却能终生安逸享乐,过着富裕优厚的生活,世世代代都不断绝。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适宜的机会才肯说话,走路,不敢经由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思想不一致的人,不能相互商量。”也只有各人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他又说:“假如富贵是可以寻求得到的话,即使作个卑*的赶车人,我也愿去做;假如寻求不到,那还是依照自己的爱好去做。”“到了严寒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整个社会混乱污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露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的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重,才显得另一些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轻吗?

  孔子说:“君子所怕的是一直到死而名不被称述。”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重义轻生的人为名而献身,矜夸而贪图权势的人为争权而丧生,平民百姓则贪生而恶死。”《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属一类的事物,自然相互感应。”“彩云随着龙吟飞腾,谷风随着虎啸而兴起,圣人述作,才使万物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只有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岩居穴处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人如果名声埋没得不到称扬,多么可惜啊!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励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靠德隆望尊的人,怎么能扬名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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