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17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应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的邀请访港。访港成员共有6人，其中副院长两人，教授两人，副教授一人，处长一人。我作为六名访港成员之一，由上海乘飞机到深圳，中午经罗湖口出关，转乘火车到九龙塘，又乘地铁到上环。南怀瑾派王先生来接我们，入住华泰大厦。

几年前，南怀瑾先生曾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提供过一笔奖学基金，这次去香港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向南先生当面表达谢意。所以到港的当天傍晚便事先约好去拜访南怀瑾，并与他共进晚餐。为了保证能准时到达，我们在居处稍作安排便提前出发，到目的地时大约是5点50分，与约定时间稍早了10分钟。

南怀瑾居住的是一幢并不起眼的大楼，而且显得有点陈旧。我们在楼外稍稍逗留片刻，离6点相差5分钟时，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去造访南宅。我们根据地址和约定的时间向楼下看门的老人表达了拜访南怀瑾之意。那位老人慈眉善目显得十分谦和，然而他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住户叫南怀瑾，弄得我们一头雾水。正在我们与他纠缠之时，那位来接我们的王先生却从电梯中走了出来，原来约定的时间已到，大厅里的电子钟正好指着6点整。回眸一瞥，那位慈祥的看门老人正向我露出狡黠的微笑，原来他是故意在装糊涂。这一下顿时给我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

南怀瑾先生可算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精通儒、道、佛三教的奥义。在深入浅出地阐述经籍的真谛时，还不时穿插着一些自己精辟的见解，毫无疑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已出版的著书约30种左右，我只读过他的《论语别裁》，但其中关于“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利弊分析，确实发人深省。他认为：“五四”运动时，人们以为要救国必须吸收新知识。外国的语言与文字都是一致的，所以便于人们掌握知识，中国的古文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影响社会进步，因此要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其实语言大约30年一变，100年前的英文、法文、德文书籍，除非专家，一般人也难以解读。我们的祖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需用两三年时间训练就会写出文言文来表情达意。因而几千年前的文章，我们仍能理解而没有障碍，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大有好处。问题是教育不普及，文言文没学好。“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愿望是好的，然而效果就值得研究了。尽管这一见解仍有待商榷，但就我们以往对白话文的盲目肯定而言，不啻是一帖清醒剂。

有一些治学严谨的学者对南怀瑾的著作颇有微词，这我也能理解。我发现他对中国的简册制度并不十分了解，他以为那时是将字“用刀刻到竹简上”去的。其实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竹简都是毛笔醮墨书写的。古代文具中确有一种类似刻字刀的小刀，这种刀的功能仅仅是在竹简编联处削个三角形小缺口，便于固定绳索。

当我们了解南怀瑾的历史以后，他那精湛的学识与某些基础知识缺失的不平衡现象便不难理解了。在那天亲切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们，年轻时恰逢抗战，投笔从戎，在西南一带过着戎马生涯。至今仍坚持练功，身手敏捷，说着说着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时兴起竟在大厅里施展起拳脚来，当场表演给我们看。抗战期间，他还曾与土匪打过交道，在他眼里土匪头子并非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对著名的文化人也颇尊重。在特殊环境里，他也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后来到成都中央军校任教，因不满校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离开军校去峨眉山闭关学佛。在那里他遍读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奠定了他坚实的古文根柢。因为是在特殊环境下自学成材,某些基础知识欠缺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他又进入康藏地区访问密宗大师。在我们第二次拜访他时，他为我们播放了一部西藏密宗关于《死者之书》的录像。录像阐述密宗理论中人死以后的各种经历，足见他对密宗的理论是有一番深入研究的。

我特地向他询问：有些气功师自称能透壁取物、手掌识字是否可信?他认为气功确实有，但仅及于自身，气功能健身，所谓远距离发功治病纯属骗人，透壁取物、手掌识字更不可信。他说有许多气功大师也曾到这儿访问，但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表演透壁取物之类的把戏。

1949年初南怀瑾抵台湾设帐授徒，并在政治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讲授中国传统文化，门生遍及各界。台湾的政界、军界、文化界、商界都有他的学生。南怀瑾成了台湾文化界大师级人物，学生们尊称他为“南老师”。可能由于名声太大，蒋经国曾怀疑他是“新政学系领袖”，因而一度曾离开台湾避居美国，直到蒋经国去世才到香港定居。由于李登辉的儿子、媳妇都是南怀瑾的学生，他与李登辉互有来往，所以曾经是两岸关系牵线搭桥的人物。他告诉我们，就是现在我们谈话的大厅，曾经是两岸汪辜会谈首次见面的地方。

在我们面前，南怀瑾毫不客气地指责蒋介石刚愎自用，醉心于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听不进不同的意见，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文革”以后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了一些改进，但他觉得前进的步伐不够快。文人论政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南怀瑾一代宗师的身份，而且又是在私人交谈中，自然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南怀瑾的资金都是由学生们资助，他捐赠给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奖学金，同样也是出于学生的捐助，我猜想这些门生虽属商界人士，很可能有其政治背景。南怀瑾行踪诡秘，更可证明他绝不是一般的学界人物。

现在已经清楚，当初李登辉借南怀瑾当传话人促成两岸密谈合作事宜，原是执政初期力求稳定的权宜之计。随着自己权力基础的稳固，“台独”立场越来越明显，和谈骗局也就暴露无遗了。然而作为一个学者，南怀瑾却没有政治家诡谲的心计，他希望海峡两岸的执政党化解宿怨，和衷共济，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在第一次会谈后，他写给海峡两岸领导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动情的话：“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虽然此次和谈并未成功，但相信中国统一大业终有一天会实现，南怀瑾先生希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的愿望终将变为现实。